“就地造境”艺术评论

《就地造境》
——关于“就地造境”艺术展

一、关于境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境界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许多问题都围绕它展开。在汉语语境里，对“境界”的理解出要源自对形而上生命层面的思考，即人生中的“境界”，是人通过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进行道德、文化、心理、审美等方面的自我修养，以达到一定的实践水平或程度，脱离市井价值观，获得内化的愉悦的整全生命，儒家将之视作一种对“成圣人格”的担当。

在中国古代诗词绘画里，“境界”论作为一种精神性规定占有重要位置，对汉语思想产生重要影响，正如清代词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写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出于写境之操练，造境之渴求，文人们往往借助在充满美感的山水间庭院里去默观（contemplation）、感悟、叹息，并转换为文学艺术创作来释怀。其中的“造境”观表明，文人们不满足于对自然景物的表面书写，也不满足于为了艺术而艺术所激发的语言游戏，而期盼外在世界与个体内在理想世界之间搭建一条路径可以互通往来，将或失落或愉悦的心境转换为亲身所处之景观情境，将眼见的自然物象转换为象征性符号性图式来表达作者内心完满世界的预设性场景，实现自身与天地融合，确立一种诗意默观的具东方神秘色彩的自然观。事实上，这种默观意识也并非东方传统独有，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就有清晰的概念和实践，并在后来演变为对位格化神圣之在的知识。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默观式自然观不是将神圣之在作为其理性思维的对象，它在主观上规定了内在平安与愉悦是建立在观者心境之上，预设一个“完满之境”的可能，在客观上规定了将自然万物作为普遍启示的源头。而这种默观式自然观的典型图式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山水画，微小人物情景与气势磅礴成峦叠嶂的山水构建起独特的“天人合一”之异象(vision)，传递出一种淡泊逍遥的人生境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完满理想，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人生状态、理想心境在绘画诗词中的追求，这样的图式与理念也因此在相对自给自足的较长时段的内陆文化历史中没有发生较大变动。

然而，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因袭自然的传统，虽然规定了人格担当、普遍启示甚至对“完满之境”的预设，却没有一个对自然源头与神圣性 (divinity)的承担，表现为在纷繁变迁充满苦难的历史中缺乏“以万变应不变”的对真理的追问与持守，这样的文化内涵也就缺乏超验维度与根本的自足性，表现为在被迫遭遇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之后，关于“境界—成圣人格”的承诺逐渐在持守物质主义的世俗世界以及持守肉身主义的当代人心中渐行渐远，当代人的人生境界需求逐渐被实利的成功学所取代，而工业革命之后的天空和大地也远非上帝创世后“看一切所造的都很好”1)的天地，加之艺术内部任务由古典时期营造完满意识的艺术图式，转变为对当代提出问题意识的艺术形式，因此，今天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以及艺术家所面对自然时的心境都与古老的传统有着巨大差异。结合自身体验呈现当下心境，比营造完满境界更真实地说明了自身、时代与文化的症结。那么，完满世界与当代问题、理想心境与此刻焦虑、人生境界与肉身需求，这一切的张力告诉我们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当下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我们或许可以借助艺术家在关注自然景观与心灵境况的相关创作中找到更为确切的图像论证，更从一个“失落之境”中明确对另一种“至完满之境”的呼求转向。

二、乡土艺术的内在延续与转向

如上所述，自然作为艺术家表达心境的对象与题材，拥有悠久的传统直到今天。1980年代初期，西南乡土艺术开始崛起，批评界和理论界对它的重视和研究也几乎是同时展开的，无论是“乡土绘画”，还是后来“生命流”2)或其它别的命名，都将地域环境对艺术家精神、风格和图式的影响放在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认为正是这种地域性的自然和社会因素促进了“乡土绘画”的产生和壮大。199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球化网络时代的来临，“乡土绘画 ”、“生命流”逐渐式微，在国际视野中被更具代表性的“中国经验”所替代，失去了广泛共识与市场，但作为一种艺术方式，在很多云南艺术家心里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结，这跟本土的人文自然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片自然资源丰富，人文土壤多样而温和的云南，有许多艺术家将对自然风景的表达作为主要的艺术方式，其中以自发性日常性持续性的风景写生与创作为代表，形成云南近半个世纪以来独特的艺术现象，从1960—1970年代的“外光派”3)、“申社”4)到1980年代的“生命流”到今天仍旧三五成群到乡下写生的老中青艺术家们，都可以看到艺术家对融入自然描绘自然的热情。这样的现象既源于也持守着这样两个传统，一是秉承现代派艺术传统与认识论的学院式的关于形式美感及其技能操练的风景写生传统。另一种则是融入了传统默观意识的自然观，传递个体心境与情感的“借景抒情”。如果说“外光派”、“申社”对云南自然、乡土的关注根本上是对少数民族风情韵味、乡土生活场景、造型色彩的演绎与赞美，而“生命流”群体通过借助乡土场景专注于个体意识、感情、生命状态，来讴歌一个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即将谢幕之际生命的自由意志与独一性，那么今天艺术家们面对乡土风景时则必要面对当代乡村都市化、生存肉身化等问题，进而转向对当代人心灵家园境况的主题性关怀。如果说1960—1970年代云南的艺术流派在言说乡土时一定程度上都因其地域环境形成了各自的艺术方言——地域特征的艺术样式与风格，并因此备受关注获得历史性，那么在城市化进程加速、都市人频繁迁移、多元文化对话的今天，艺术方言已经不能成为我们关注地域人文艺术现象的理由，言说所指的共同主题所具的普遍性与超越性，则显得越加不可回避。我将这种源于地域自然而超越地域自然，受感于个人心境而直指人类普遍心灵境况，将或残缺或完满的外在—内在之境呈现以呼求转向一个“至完满之境”这样一种主题性图式关怀，称为“就地造境”观。“ 就地造境”观在最低层面作为一种方法，表现为园林景观“就地造景”的技术理念，在最高层面作为一种默观体验与艺术创造行为，言说着个体内在心境与人类普遍境况的景观化表达。这里我们选择云南六位艺术家：兰庆星、和丽斌、郭鹏、石志民、孙国娟、雷燕，以及一位广东艺术家麦志雄，一位具有多年中国生活经验的英国艺术家章水（Jonathan Kearney）的相关作品为个案，从不同角度展开对该主题的言说。

三、作品言说

兰庆星的绘画延续着乡土绘画的面貌并将之内化为一种“先验乡愁”的言说。油画《没有人的风景》中，飘荡的狗、诡异粗壮的枯树、远处的烟囱等意象构成了“枯藤老树昏鸦”一类场景的忧伤，也流露出乡土情结与现代工业发展的张力。在长卷素描《草图》中，杂草丛中被打散的“家园”，篝火、床铺、饭桌、书桌、沙发、冰箱，散落杂草丛，总有个人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转悠、徘徊、无所事事、打发光阴，身体的表情流露出在自家楼底下走失的沮丧，却又自在自为，而不远处简陋的楼房都与“家园”无关。兰庆星画面中的人物、动物都散发着一种专注力，无论是在攀爬、奔跑、搬运、劳作、休息，仿佛一刻不停地在思考，在思考回家的路。而星空下的红土地、岔路、杂草也分明为“专注者”提供机会，也制造更大的困惑。自亚当偷食禁果后，“那人，你在哪里？”5)的声音便永久地回荡在人的灵里深处，虽然我们完全正确地知道我们身在地理意义上的某处，甚至就在家乡，但仍旧摆脱不了一种莫名的乡愁，因为这乡愁并不是来自地图上的某个坐标，而是来自灵里深处的呼唤，作为地上的寄居者，产生出对“终极家园—至完满之境”的思念之情。

“先验乡愁”的情感倾诉也同样出现在和丽斌的油画中，《荒原》系列以黑白表现主义风格赋予荒原—旷野的张狂与虚无，还有画中孤独的小人物。这种大场景与小人物的对照和中国传统山水图式中的对照不同，这里所营造的不是平静淡泊的“完满之境”，而是凸显焦虑与虚无的忧伤之境，以引起人们对“完满之境”的呼求，这里人物的渺小不是出于谦卑的自然观，而是出于无助的人生观。他以荒原—旷野作为场景，凸显当代人身体与灵魂的双重迷失，身心灵的疲态在虚无的荒原 —旷野昭然若揭，而那极力寻求脱离虚无的盼望，正是夸父《追日》6)时所需要的激情与异象。

同样取材于家乡地域自然的还有大理的石志民，大理得天独厚的苍山洱海与城镇本身就是一座奇妙的梦境之城，这是我第一次到达大理的真切感受，既真实又荒诞。或许正是这样的天然品质内化为作者的独特感受，赋予了《冰河》系列幽静、生趣而具超现实特征的冰河景观。如果说自然因为人的粗暴掠夺而失去了承载理想之境的客观事实，那么作为静止的神秘的“冰河”片段则足以构成另一种诗性图像存在的理由。

郭鹏的摄影作品很大一部分取材于昆明的翠湖，庭院、湖面、假山石、竹林等园林景观。如前所述，“就地造境”观在最低层面作为一种实用方法，表现为功能性园林景观“就地造景”的技术理念，通过模拟自然景物，如盆栽、池水、假山，获得一个人工浓缩的清静舒雅的“完满之境”。园林曾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心灵休息与精神生活转场之处，从仕途到内心、从现实到理想、从纷繁到安宁。另一个方面，园林的封闭、逸乐、趣味性品质在很多时候也提供给没落文人逃避现实、腐败糜烂之可能，成为逍遥生活的后花园。今天，在都市生活娱乐化，精英文化保护与传承都缺失的社会，园林则演变为世俗消遣逸乐之用的人民公园，景虽在，境已荡然无存。郭鹏试图借助手工染色的方式呈现一个多彩的迷幻般的园林图像，营造一个陌生化的文人式后花园，以图实现海德格尔所言的“诗意地栖居”。

孙国娟的摄影《甜蜜已去》系列是对“就地造境”的脑筋急转弯式解读——就地照镜。艺术家手握一枚蝴蝶饰品，温情地躺在路边的镜子里，镜面映射出公园里的桃花，春意盎然，艺术家双肩后面用糖堆积的天使翅膀增添了过家家般的童趣与浪漫。饰品、镜子、糖翅膀构成了浪漫心境的道具。糖在孙国娟多年的作品中一直作为象征性语言使用，一方面意指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当作“秀色可餐”的品尝对象，另一方面也暗示出女性妄图通过肉身的糖化而永葆青春“永远甜蜜”。虚假易碎的春色镜像与甜蜜的肉身企图共同构成了对女性甜蜜青春破产的宣告。如果说肉身的甜蜜感是活着的唯一尊严与慰藉，而心灵的甜蜜感又被消费主义所吞噬，那么人的失丧与破碎自然无法依靠几件道具来获得拯救。在《甜蜜已去》No5和No6中，艺术家手里的匕首更加剧了“甜蜜已去”身心破碎之后的不安与惶恐。

雷燕的摄影延续“冰冻”系列的方法论，从部队战友到革命物品再到战壕，这些素材被搁置在冰块里再重新拍照，生成考古般的图像记忆，一个女性的军旅生涯也以这种伤感而私密的方式被追忆。在这些与军旅生涯有关的作品中，雷燕把军人还原为男人和女人，把国家机器还原为一张张嫩稚的脸，把英雄纪念碑还原为一座一座人的墓碑，把牺牲还原为代价，把集体主义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同在，把革命浪漫主义还原为封存历史中的情怀。生命本身所彰显出的分量与尊贵，比起历史长河中任何一种短暂的主义或国家，都要重要得多，因为生命是有灵魂，而灵魂则会不朽。

麦志雄的《圣所？》系列延续以往提炼抽象之后的物与景与色彩的简明冷峻化风格，一种极度陌生化的场景向观者自我呈现。与他过去作品不同的是，艺术家从拒绝对画面中物与景进行任何言说、拒绝对其进行符号性生成、拒绝对其能指与所指的建构可能，到近期画面场景的相对明朗化——灯塔山脉的出现，题目的主动干预——对圣所的质问，提示出艺术家对符号生成的重新思考。在犹太教与基督教里圣所被视为神圣的场所，最内层的位置被称之为至圣所，被认为是耶和华上帝的住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一年进入一次，献祭与赎罪。而这种人手所建筑起来的场所在全能上帝面前显得过于狭隘，阻碍了人与上帝的关系，并被十字架事件历史性地摧毁，基督教认为，人的罪被洁净不是靠献牛羊的血，而是《新约·希伯来书》作者所言：“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至于对圣所的追寻，不是那座灯塔，也不是背后的圣山，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上帝），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7)

如果说前面几位中国艺术家都致力于表达艺术中的问题意识，以呼求一个“完满之境”或“至完满之境”的存在与到来，那么英国艺术家章水的录像作品通过专注于颜料流淌的时间过程，默观华丽而唯美的流淌形态，营造一种冥想式画面，由此构成一定时段内的微观的“完满之境”的视像（optical image）。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都以各自所居住的地域场景与景观作为图像素材，那么章水则将眼前的微观事物作为一种“本地经验”，值得一提的是，章水近期作品还尝试使用互联网异地直播的方法展出，这与非数字时代“就地造境”对地点的极大依赖不同，互联网数字时代的到来让这个“就地 ”（spot）、“本地”（location）概念变得多义甚至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呈现出来的“境界”本身。

结语

上面所谈及到的艺术及其图像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周遭风景与心灵景观的状况提供了佐证与慰藉，另一方面，从艺术中的问题意识或完满意识，我们也获得关于文化与生命更深远的提示。

诚然，地域性的人文自然资源不能成为艺术或艺术家得到历史性认可的先决条件，充其量只是一种身份的含义，一种地域品格、族群文化被广泛认可，是因它在根本上对进行自我反思，面对了人类的普遍共在关系，以开放阔达的姿态走向未来，这是一种文化本身的境界。“就地造境”观以及这个展览旨在提示出这样的历史逻辑而已。正如当年西南的“新具像—生命流”群体在历史中转向“中国经验”的必然，而在更高层面，“中国经验”也必然转回到生命本身。

注释：
1), 据圣经《创世纪》1章31节记载，上帝创造天地六日后，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2), “生命流”是上世纪80年代，西南艺术家从乡土绘画嬗变而来，始于叶永青、张晓刚、周春芽、毛旭辉、潘德海的生命流表现主义画风。艺术家把自身的生活经历、内心经验和情感表达作为创作的主要目的，这种方式也逐渐成为当代西南艺术的人文传统。
3), 昆明外光派：上世纪60、70年代，一大批艺术家活跃于昆明的大街小巷和郊区，在日复一日的风景写生实践中，形成了色彩灿烂而富有表现力的云南油画的独特风格体系，代表画家为裴文琨、裴文璐、蒋高仪、沙磷、苏新宏等。
4), 申社：上世记70年代，由丁绍光、蒋铁峰、刘绍荟、姚中华等40年代生艺术家组成的艺术团体，1980年，“申社”以群体面貌在云南博物馆举办展览，他们的原始装饰风格迥异于当时全国流行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之后，丁绍光、蒋铁峰等移居美国，形成了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云南现代重彩画派”。
5) 据圣经《创世纪》2章15节—3章10节记载，亚当夏娃被蛇引诱偷吃禁果之后，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上帝的面。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6), 《山海经·海外北经》里记载名叫夸父的人拼命追赶太阳而渴死，最终化成了桃林的传说。和丽斌以此创作一副名叫《追日》的油画。
7), 引自《约翰福音》4章21—24节

作者：罗菲（TCG诺地卡画廊总监、策展人）
完稿于2009年3月5日，昆明梁源。本文为“就地造境”艺术展主题评论

“就地造境”当代艺术展

展览简介：

“就地造境”当代艺术展以一种人文主义立场对本土近年来与风景、心境有关的艺术作品进行梳理，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境界观”出发，以六位云南艺术家、一位广东艺术家以及一位英国艺术家的相关艺术品为个案，深入探讨当代人的心灵境况与生存现实，从而期盼一个愉悦心境与和谐家园的到来。这个展览的人文内涵涉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精神价值的看重，对本土人文历史的回顾等。展出艺术品包含油画、摄影、录像、装置等总共约十六件艺术品。

理念阐述：

“境界”作为一种文化含义，是关于人通过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进行道德、文化、心理、审美等方面的自我修养，以达到一定的实践水平或程度，获得发自内心的愉悦生命，儒家将之视作一种“成圣人格”。在古代，许多画家词人通过到自然风景中去体会万物的奥妙，获得一种安静淡泊的心境，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这样的方式也传承到了今天艺术家的风景创作。

在这片自然资源丰富，人文土壤多样而温和的云南，有许多艺术家都充满着描绘自然风景的热情，创作出了大批优秀影响深远的艺术作品，形成云南近半个世纪以来独特的艺术现象。我将那些画面源于地域风景，与艺术家个人心境相结合，表达对人类普遍心灵境况这样一种主题性关怀，称为“就地造境”观。“就地造境”观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园林景观“就地造景”的理念，但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它以艺术家个人融入自然、与自然对话，并将艺术家内在心境与人类普遍境况进行景观化的表达。这里我们选择云南六位艺术家：兰庆星、和丽斌、郭鹏、石志民、孙国娟、雷燕，以及一位广东艺术家麦志雄，一位具有多年中国生活经验的英国艺术家章水（Jonathan Kearney）的相关作品为个案，从不同角度展开对该主题的探讨。

展览中所谈及到的艺术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周遭风景与心灵景观的状况提供了佐证与慰藉，同时我们也获得关于文化与生命更深远的提示。

关键词：境界、心境、自然观、风景艺术，乡土艺术、就地造境

艺术家部分作品：

展览信息：
主办：TCG诺地卡画廊
支持单位：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策展人：罗菲
学术总监：和丽斌
艺术家：郭鹏，和丽斌，雷燕，兰庆星，麦志雄，石志民，孙国娟，章水（Jonathan Kearney）
艺术类型：油画、摄影、录像
开幕时间：2009年4月3日星期五,晚上8点开幕
展期：2009年4月3日–5月29日
展览地点：TCG诺地卡画廊，昆明市西坝路101号，创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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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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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当代艺术中的风景线索

文/和丽斌

1979年，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是重要的一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了一年，又恰逢建国三十周年大庆，国家对文化艺术的政策也开始松动，在这一年，在云南昆明工作的丁绍光、蒋铁锋、姚钟华，王晋元，刘绍荟，王瑞章等艺术家组成了一个名为“申社”的艺术团体，之所以取名“申社”主要有几方面的寓意：一是1979年是猴年；二是金猴孙悟空是中国人家喻户晓和喜爱的形象，“申社”也有追求自由和真理，申张正义的意思，这群艺术家经常在一起讨论艺术，他们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立体派”、“野兽派”的思想和画风，追求艺术中的形式美语言。1980年，“申社”以23位艺术家120幅作品的面貌在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了展览，接下来的两年，他们又组织了部分艺术家在北京、香港举办展览，他们的绘画大多具有一种平涂和装饰变形的倾向，色彩绚丽，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描绘，传递出一种梦幻和抒情交织的、具有异域风情与想象的美学风格，这在当时还在普遍流行文革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画坛，尤如吹进一股清新的风，并伴随着首都机场壁画1风格与题材的争论，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形式美的大讨论，这也是云南美术在全国引发的第一次震动。此时，云南一些更年轻的艺术家正在高校上学，毛旭辉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张晓刚、叶永青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潘德海就读于东北师大，毕业后即要求分配到昆明工作，一群思想活跃，青春骚动的年轻人自然地聚到了一起，上学时，他们互相通信，假期聚到昆明后，就一起看展览，一起外出写生或昼夜地讨论艺术。同样地，他们也向西方的现代主义吸收养分，但与“申社”艺术家群不同的是，他们接受了“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精神遗产，同时他们又正值青春苦闷和躁动的时期，西方现代主义（主要是印象派之后）的观念和哲学正好与他们的心境形成了某种契合，当时的昆明，张仃、吴冠中、袁运生等艺术家频繁到云南写生和办展览，作讲座，毛旭辉等人一开始也是受这些艺术家提出的“形式美”2的影响，但当他们在1982年的夏天在北京看到德国表现主义的画展后，内心受到很大的刺激和震动，他们意识到表现主义才是契合于他们内心状态的表达方式；另外还有一条线索是他们多次前往圭山写生的经历，1979年，还在上大学的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杨一江等去到他们向往中的圭山写生，圭山是距离昆明100多公里的撒尼族村寨，这个田园牧歌的地方很象法国19世纪“巴比松”画家米勒作品中描绘的的场景，在这之前，许多老一辈艺术家已去过那里，他们运用苏派写实方法和印象主义的光色语言来描绘圭山，毛旭辉他们一开始也是用类似的语言来表现，但总感到这种对漂亮光色的描绘总是和自己内心的感觉有距离。此后的几年，他们又到了圭山许多次，并逐渐找到了吻合于他们各自内心的语言。毛旭辉的《红土之母. 圭山系列》中涌动的红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红土中生长出来的人、树、羊群如同血液一样涌动、动荡、暴裂，四处都是燃烧的原始的欲望。张晓刚的《山后》、《晚风》中类似凡高的稚拙而粗犷的笔触，描述着山村生活的原始和苦涩。叶永青的《牧羊村的撒尼姐妹们》、《村口被狼咬死的羊》、《盲女归家》、《惊鸟》等，则吸收了西方古典壁画的构图原则，并通过一些叙事情节和场景的设置，描绘出一幅幅如伊甸园般梦幻的抒情场景。正是圭山的情景打开和唤醒了他们在城市中封闭的神经，这与他们在城市中的状态与心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城市中，毛旭辉完成了《红色体积》、《私人空间》等作品，表现了一个运动中的体积，正痛苦地挣脱外在的束缚，在奔跑中追寻着自我的真实，这种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抗正在衍化成对自身之外的一切因素的反抗。生活和梦境，真实和幻想在他混乱的思维状态中纠结而难以分明。1985年6月，毛旭辉、张晓刚、潘德海、张隆等带着作品，来到上海静安区文化馆，举办了名为“新具像”的画展。何为“新具像”？毛旭辉在展览前言中是这样说的：“……新具像的提出是试图把艺术从一种庸俗的社会学的工具，以及由此形成的一套单一虚假的模式和社会趣味中转向艺术本体，将艺术家从附庸和奴仆的席位中解放出来，复归到人本体的高度”。之后，“新具像”又在南京、昆明、重庆、美国等地举行了多次艺术活动，包括后来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等活动，直至89年大部份“新具像”成员参加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划上句号。

90年代以后，艺术家们再次回到个人的日常状态之中，毛旭辉画了《日常史诗》系列，《家长系列·关于权力的词汇》，张晓刚开始了他后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大家庭》，叶永青在画《大招贴》。此外，一批更年轻的艺术家开始了他们的征程，一连串展览活动记录下了他们的足迹，《92图画展览会》、《现在状态》、《个人主义》、《生活类型》、《都市人格》、《油画学会首届展》等，这时的风景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出与“新具像”不同的特征。一是流露出焦灼的情绪，人与风景呈现出对抗的状态；二是自我身份的模糊与迷失、失重与飘移。1992年，朱发东的行为《寻人启事》在昆明实施，他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寻找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那一代人在90年代初自我身份的迷失与寻找的心理状态。曾晓峰《电锯与风景》把象征现代工业的电锯与风景并置在同一画面中，狰狞的电锯在割裂和吞噬着古老建筑和自然风景，呈现出工业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剧烈冲突。栾小杰《干技系列》中，把人和树置于一体，产生出德尔沃式的怪诞和超现实情景，画中的形体似截肢又似肌体，堆积于含糊、暖味的空间，闪烁着奇怪的光影，那些剥空的“干枝”，显得虚幻和脆弱。武俊的《风中夕影》身份模糊的人体漂浮在残破的城市上空，弥漫着无尽的焦灼。段玉海《美女·名车》把美女和名车、化妆品等并置在同一画面中，呈现了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型态新的取向和变化。李季的《女郎》系列同样借鉴了艳俗与并置的语言，他把浓妆艳抹的女郎与宠物放在同一画面中，情色而异样，如一幅幅当代的浮士绘。在他们的作品中，无论是人与周遭环境的对抗或是失重飘移，都传递出一种潜在的不安与焦灼，集体呈现出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市场化、都市化进程加快，自然环境破坏加速，价值观混乱，个体身份的迷失与寻找的心理历程，他们的作品即是他们那一代艺术家群体都市经验的体现，这也直接寓示了之后70后、80后艺术家的作品面貌。

2000年以后，消费与时尚已成为都市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当代的流行文化：影视、杂志、网络、卡通动漫、铺大盖地的商业广告成为都市人群的日常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呈现出明显的美学观念的分流，一部份承袭了上一代艺术家的焦虑情境，具体在作品中则体现为自我放逐和反都市化的倾向；另一部份则崇尚并身体力行地实践酷、炫、流行的、瞬时的美学观，把自身抛入都市消费文化的场景中，来获取新的灵感与创作资源。但不论是反都市还是置身都市，风景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均呈现出虚拟和拼接的倾向。2003年开始，有几次重要的艺术事件预示了云南70后、80后艺术家群体的登场，《体检》、《羊来了》、《高原反应》、《紫外线》、《娱乐至上》这几次展览一方面体现出年轻艺术家对自身成长与周遭环境变化的关系的敏感与关注，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上述两种美学观的分流。和嘉于2003年开始了《气球人》系列的创作，这些无明确身份，无面孔表情的类人形象，全身炫丽而轻盈，或飘移或行走在都市和自然风景中，而这些风景，也象气球人一样单薄而透明，绝美而虚幻。而在张晋熙的《玻璃人》系列中，更是把透明的美感发挥到了极致，玻璃人的身体映照出周围的风景，而这景和人却都传递出一种虚无感，如梦似幻，转瞬即逝。郭鹏用相机记录下昆明的公园风景，并用手工染色的方式赋予这些传统园林五彩斑澜的景象，但它们怎么看都象一帧帧异像，弥漫着颓废和霉变的气息。虞华创造了一个兔子和人接合的形象，他们置身在童话般的都市中，自觉自在地迷失在都市迷宫中。与上述艺术家相反，另一些艺术家则沿袭了表现主义传统，画面冲突而动荡，用色厚重而刺激，传递出原始而遥远的气息。在赵磊明的绘画中，人总是置身在封闭的空间中，即使是自然的风景也充满了窒息的味道，扭曲的人体在空间中如同困兽犹斗。兰庆星的《疯语》、《风语》、《风雨》中，呈现出杂草、星空、红树、红色的人体，表达了人欲远离喧嚣都市，回归原始自然的愿望，但人回到过去就是有意义的吗？他并未给出答案。石志民通过《冰河纪》走得更远，在《冰河纪》中，没有文明，没有都市，也没有今天自然的图景，万象寂灭，清冷而冰凉。

作为一个截面，上述艺术家的作品显现了70、80后群体的真实状态，总体来说，他们比上一代艺术家更为多元而丰富，也更为看重个体的差异与经验，艺术作品也呈现出多样性和一些新的美学倾向，但是这一群体也呈现出了整体虚无的倾向，无论是投身此在还是放逐远方，这些方式能否真正解决现世的冲突与困境，是否有一种永恒的价值存在给予艺术家以经验与启示？这是仍需观察的。

时过境迂，每代人总是要面对和解决每代人的困境和问题，面对自然中那些永恒的存在，云南40年代艺术家看到的是美丽的山光水色、伊甸园般的民族风情并陶醉于其中；50年代艺术家看到是心灵深处的栖息图景，并在那里找到了精神之母；60年代艺术家面对自然若即若离；70年代艺术家的分裂状态让他们无论置身都市还是返回自然，看到的却都是一片虚无之境；80年代艺术家则迷失与陶醉在异化的风景中……面对永恒的自然，艺术家们从中窥探和洞悉到了什么？能否从自然之中获得穿透一切的大智慧，为今天和未来的人类提供出一种在这个世界充盈而有意义的渡过方式，这应是云南几代艺术家共同的使命与方向。

2009年3月9日于昆明云艺苑

注释：
1、首都机场壁画：1979年9月29日，当时国内最大的现代化航空港——首都国际机场落成，位于候机楼的7幅大型壁画也面向社会开放。袁运生创作的一幅名叫《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壁画，在高三米四、长二十七米的墙上，描绘了傣族人过泼水节的情形。壁画由两大部分组成，在正面的墙上，展现傣家人担水、泼水及舞蹈的情形；东侧面积较小的墙壁上描绘的是沐浴和谈情说爱。正是沐浴这部分，由于出现了裸体，在壁画展出几个月后，被遮上了一块布帘。国庆节前夕，作为文革后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首都国际机场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同时揭幕的机场壁画，成为当年轰动国内美术界的一件大事。在所有机场壁画中，《泼水节》是面积最大的一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共场所出现的第一幅带有人体的美术作品。这件作品也在当年的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2、形式美：1981年，吴冠中在《美术》第3期发表题为《内容决定形式？》的文章，第一次提出艺术中的“形式美”问题，吴冠中提出，在艺术创作中，形式是可以独立于内容而存在的，这一观点是对文革时期艺术“内容决定形式”的反拨，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大讨论。